建筑是人间的鲜活记录：试论“人+地+物+集体记忆”研究范式

□ 蔡 凌

在中国，建筑是以“木”撰写的史书，记录着人类如何共同生活。建筑史学研究不仅应关注建筑本体的格局、形态、结构构造等物质层面，更应深入探究其背后的建造者、使用者及所处地域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等非物质层面。本文以侗族鼓楼及其营造技艺为切入点，提出一种“人+地+物+集体记忆”的建筑史学研究视角与方法，旨在突破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割裂的研究局限。

系统

2003年5月，我在黔东南肇兴侗寨调研时，结识侗族匠师陆文礼先生（1940-2021）。他是侗族建筑技艺代表人物，曾主持建造肇兴侗寨礼团鼓楼和复建地坪风雨桥，获评贵州省“高级工匠师”及“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陆文礼自40多岁起历数十年手绘完成《鼓楼图册》，包含150余页平面、剖面、构件尺寸及墨师文说明，系统记录了鼓楼营造技艺，填补了侗族建筑营造技艺仅靠口授身教传承而无系统的文字与图纸流传的空白。2020年起，我与团队对图册进行勘误、注释、数字化重绘，2025年出版《陆文礼侗族鼓楼画样》。陆先生全程参与修订，惜未能见证成书即离世。该图册首次以图纸形式系统保存侗族鼓楼营造技艺，为侗族建筑研究与技艺传承提供重要史料，具里程碑意义。

结合该书和长期研究，我认为鼓楼研究的意义之一在于为建筑史学提供一种综合视角。传统建筑史学往往侧重于研究物质本体，易忽略“人”的能动性与“地”的动态性；而单纯的人类学观察又难以深入技艺核心。“人+地+物+集体记忆”框架的提出，旨在弥合这一割裂——在匠人与社会方面，关注个体创新与集体共有，将营造视为社会形成的动态过程；在地缘实证方面，通过大量案例建立地域谱系，揭示建筑与环境的互动；在物与记忆方面，从仪式与日常生活中挖掘建筑的文化意义与活化潜力。

这一方法不仅适用于侗族鼓楼，亦可拓展至其他乡土建筑研究。它提示我们：保护文化遗产，需超越静态的“保存”，关注其作为“系统”的持续生命力。

人

传统的建筑史学研究，往往侧重于物质遗产的研究，而忽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其实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劳动成果虽呈现为物质形态，但其中包含创造者及其活动过程。唯有二者兼顾，才能理解建筑遗产的生成逻辑与文化内涵。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不应仅作为“背景”。

匠师是建筑技艺的重要载体，他们的智慧与创新是建筑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陆文礼等匠师通过文字、图纸等方式留存技艺，为后人提供了宝贵资料。另一位侗族匠师杨应琪应村民要求，将本地传统四边形鼓楼顶部创新为八边形，通过实践摸索出结构转换技法，逐渐成长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侗族匠师群体既依赖师徒传承积累技艺，又凭借个人智慧应对社区需求，在实践中突破固定模式——或调整建筑造型，或优化空间体量——实现着对现代审美与功能需求的敏锐反馈。

同时，我们可从中观察到官式建筑与民间建筑体系在经典与创新方面所存差异。官式建筑追求制度化、秩序性，注重经典样式的传承与稳定；而民间建筑则更自由挥洒，注重工匠（或因应某个集体）对某方面的追求表达。这种差异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侗族鼓楼作为公共建筑，也显示出乡土社会中的共有关系。鼓楼不仅是建筑实体，更是社会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体现。从鼓楼筹建到落成，再到日常使用，都体现了侗族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与协作。共有关系加强了除血脉以外的社会连接，也保障着小型社会网络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从建筑了解社会运作，是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我认为，建筑上所言的“营造”一词，就天然包括“全流程”的意义，从谋划到实现，对全流程的理解和解释，将帮助我们窥探乡土社会的运作机制。在这里，建筑成为了一个切入口，它揭示着人世间的纷繁性与动态性。

地

地域性是鼓楼研究不可忽视的方面。通过大量案例的实证分析与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形态与风格的地域性差异。侗族鼓楼在不同地域呈现不同的特色与原型，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密切关联。

多年来，我走访调研了上百个侗族村寨、数百座鼓楼，以全面忠实记录的方法，在大量样本的基础上尝试探索出建筑原型（prototype）的共性和差异性。通过对特定地域建筑形态的观察可以发现，某些区域往往呈现出从同一原型模式演化而来的群体特征，由此可界定具有共性的地域性分布范围。这种建筑特征的地理集聚性，揭示了地域环境与营造技艺之间的深层关联。进一步，当我们结合匠师进行研究：一方面对已传承多代的匠师群体进行口述访谈和资料搜集，另一方面分析当代活跃匠师们的建筑作品，可发现其创作多基于特定建筑原型的衍生。通过大量案例的田野调查、类型学比对及文化谱系构建，我们将最终能系统性厘清“人-地-建筑”的互动关系，从而搭建一种建筑文化谱系研究框架。

我国侗族鼓楼建筑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湖南地区鼓楼多采用厅堂式布局，融合穿斗式与抬梁式结构，展现出中原建筑技术的影响；贵州鼓楼则以高耸的纯穿斗式木构著称，其视觉标识性极强；广西鼓楼兼具两地特征。历史演变中，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清代鼓楼在1949年后逐渐消失，新建鼓楼转向塔式造型。现存经典样式中，贵州的“四变八”变角鼓楼（底层四边形，三层转为八边形）和六边形、八角形非变角鼓楼被广泛接受。这些地域性特征同时具有强烈的历时性发展脉络，反映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经典范式在历史的选择中生机勃勃。

生活

建筑史学研究需突破单纯物质本体观察，转向“人+地+物+集体记忆”的综合视野。理解建筑不仅要分析其平面、造型、结构等本体要素，更要探究建造者、使用者及地域文化背景。

以我目睹的一场侗族“关秧门节”为例：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春和景明时节，插秧结束后，村民在鼓楼集会，寨老主持祭祀，众人绕萨坛巡行，然后绕行鼓楼，后至田埂举行仪式。预留的水田中，村民身着盛装，杀鸡祈福，有水牛象征性犁田，众人抛秧插秧，最后大家到风雨桥中共享合龙宴。此节庆中，萨坛、鼓楼、风雨桥等公共建筑成为仪式空间的核心载体，族群凝聚力得以加强。

此类建筑和空间在特定日子被赋予强烈仪式感，将个体与集体联结，维系社会网络稳定。与当代村落空心化对比，侗族仪式空间仍可有效凝聚社群，凸显传统建筑在地方文化中的生命力。建筑史学研究应由此切入，在物质与文化的互文中，理解建筑作为文化容器的深层意义。

建筑遗产的保护不应止步于静态保存，而应通过创造出适应现代需求的公共空间，重新激活社区的社会黏性。我们发现，传统公共建筑（如鼓楼与风雨桥）之所以能维系侗族社会的凝聚力，关键在于它们既是物理空间，也是社会关系的容器。

因此，我们在做高步侗寨“村落激活”的设计实践时，曾尝试通过“低成本、低技术、高关怀”的9个微空间案例，持续呵护和激活村落社会空间。比如改造洗衣码头为妇女交流场所，增设儿童亲水平台，植入兼具实用与人文关怀的微型书屋。以提醒在旅游开发时，人们应思考外来者能给社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避免当地建筑和居民成为单纯的“被观看对象”。

建筑是凝固的物质，其中流淌着文化的印记。它始终是人与地方、传统与当下对话的鲜活剧场。这些建筑，我们认为它从来不是被遗留下来的历史标本，它们会在每个春耕秋收的轮回里，继续生长出新的集体记忆。

（本文作者是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羊城晚报记者潘玮倩参与资料及文字整理。）

编辑：邬嘉宏

来源：金羊网